在一些企业主看来是洪水猛兽的“用工难”，其实是把双刃剑：大量低端制造企业被逼上绝路之时，也是倒逼他们转型升级、浴火重生之际。
　　“用工难”自2004年出现以来，就一向是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老板们挥之不去的烦恼。在每年春节后民工的返岗季节，关于“用工难”的报道总是扑面而来。事实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用工难”一年比一年来得猛。
　　短短数十年间，中国形成了一个依托世界贸易、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很多企业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上风是支持这一经济模式的紧张因素。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趋于枯竭。同时，沿海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中间惠农政策进一步落实，中国经济的纵深活力凸显，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的意愿更强，使得沿海地区“用工难”越来越紧张。
　　为了填满空荡荡的厂房，企业主不得不频频进步薪资水平。但题目是，很多利润菲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拿不出钱来挽留员工。
　　“用工难”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后期的必然产物。从本质上来说，“用工难”并不是“人荒”，而是企业知足不了务工者升高了的薪资期望值。
　　置于死地而后生。“用工难”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不转型升级就造不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不能扩大利润，就拿不出钱给员工加工资。这个恶性循环的道理谁都晓畅，关键是到了这个份上，不转型升级只有死路一条。
　　从国际上看，“用工难”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前奏。无论是“亚洲四小龙”，照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用工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产业工人的短缺使该国制造业寄托廉价劳动力的增加模式走到了终点。日本捉住这一契机，通过减免税负、鼓励研发、进军新兴产业等办法，渐渐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制造业的团体提拔。
　　“用工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迫使企业抛弃对廉价劳动力的依靠，转而追求其他竞争上风。采访中，我们看到，有的企业引进新的技术设备以降低对一线操作工的依靠，有的进步产品附加值实现差异化竞争，有的整合产业链实现团体效益最大化。
　　“用工难”作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旌旗灯号，向我们传达的更多的是积极的经济意义：廉价劳动力时代的渐渐远去，为镌汰低端制造带来了机遇和动力。无论是当局照旧企业，都应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推进转型升级，促成中国制造的早日崛起。

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