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因为次贷题目引起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加大，世界将在能源高价的背景下进入发展减速时期。当前世界金融面临的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名誉紧缩，由于大家对受到次贷影响的金融机构的真实状态不了解，所以银行不敢放贷，而并不是没有可贷资金。而且，从货币供给量来看，我们讲，全球流动性过多，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过多，只要信贷不是绝对收缩，那么已经创造出的货币供给量是不可能消弭的。当前只是名誉紧缩，而并没有改变货币供给较多的实际。并且，因为美联储如今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会进一步导致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许多人讲到的会出现“饮鸩止渴”的征象。
　　其次，中国进入后世贸组织时期，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赓续加深，在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之后，资本管制的有用性将大打扣头，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假如周边环境不好，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因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转变，对中国是会有影响的。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题目不是外部需求的转变，而是自身结构不合理的影响，是资源、环境的制约;变化经济发展体例是中国自身利益所在，外在环境的转变有助于我们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中国面临的挑衅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而重要是来自中国自身。中国环境和资源的近况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严厉的挑衅。我认为，外部需求削减使得我们不可以过多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假如不是用市场化的体例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因势利导，而是采取不得当的体例的话，将会加重自身的困难。
　　中国急需解决的题目
　　要同一熟悉，坚持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第一，天然灾难总会发生，货币在经济增加中长期是中性的，不能靠增长货币来刺激经济，在通胀压力加大时更应控制货币供给。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题目，是由于有人提出目前货币政策应该松动了。我小我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重要是成本推进型的。这个“成本推进”包括我国劳动力成本必须上升;包括我国如今资源的价格是世界的 “洼地”，假如我们用较低的资源来进行生产的话，只是用中国有限的资源去补贴外部经济，因而中国必须及时调整资源价格，包括地皮价格、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这些价格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推动成本的上升。假如我们不想出现周全的通货膨胀，就必须在管住货币的同时调整价格。假如能管住货币，就会出现价格的有升有降;而假如在调整价格的时候不管住货币，其效果就将是周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降息会压缩人民银行行使利率杠杆调节国内需求的空间。此时，央行会比较多地运用数量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对此社会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撑。
　　2007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基础货币量的差距不是太大，这重要是由于中间银行比较多地运用了存款预备金率的手段来收紧银行的头寸，所以表现出两者差距削减，基础货币增量增长。中间银行采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存款预备金率的措施，只不过是把社会上多出去的那一块基础货币供给收回来。有人提出，中间银行2007年10次进步存款预备金率和6次加息来调控货币供给，结果很不显明。但是，我认为，假如中间银行不是多次调整存款预备金率和多次进行公开市场营业操作，是不会把多出去的基础货币供给收回来的。而且，2007年M2增加16.72%，保持在16% 左右，应该说，中间银行的调控是有用的。但是，中间银行的调控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题目，只能解决货币领域的题目。
　　第三，为了削减从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我认为，首先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分外是公司债、企业债的发行;要消弭不需要的禁令，由市场主体选择融资体例与条件。比如，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要求，刚开始要求必须有银行担保，而如今则要求银行不能对所有的发债进行担保。担保与否是市场主体各自的举动，应该由市场主体本身来选择。
　　目前，中间银行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而不需要控制货币结构。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对CPI的调控应放在M2上，在控制住 M2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调整M1和M2的结构来调控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M2余额约40万亿元，定期存款余额约17万亿元，假如定期存款能够通过直接融资变成活期存款，其实是有调节余地的。因而我们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严酷管制存款市场的基础上放活贷款市场，分外是要精确指导民间融资，让利率杠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这里，我强调一下，居民和企业的资金是充裕的。仅2007年一年，企业的定期存款就增长了1万亿元，而A股市场融资额仅为2964 亿元。假如我们能够尊重企业资金的自立运用权，它可以直接去放贷的话，那么，这对缓解银行货币紧缩后企业的资金需求是有益处的。因而，我认为不应呼吁人民银行放松银根，应该呼吁监管政府摊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本身去选择融资体例和投资来源。而且，假如大企业能够向市场去筹措资金，就可以腾出有限的信贷规模为中小企业融资。
　　第四，在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应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加强中国经济的适应力。
　　必须重点研究建立节约型社会、环境友爱型社会、协调社会的机制、制度题目
　　第一，在扩大内需时，在消耗观念上要树立有限物质消耗与提拔精神消耗的理念。中国的资源、环境不可能承受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的消耗体例。
　　第二，中国目前的物质生产已能知足人们的基本物质消耗，已基本解决温饱题目;假如有些地方解决得不好，应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以解决。
　　第三，中国的体系体例是强当局、小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消弭当局参与经济运动的冲动，让当局真正致力于公共事务和为市场参与者解决公平竞争的环境题目;因而有需要进一步界定当局的职责，调整中间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进一步完美以消耗税为主的税收系统;当局应知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
　　第四，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社会发展观的基础，能否形成协调社会，能否让社会成员活得有庄严，有自我价值实现的知足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紧张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应抵制夸耀式的消耗观和“强者为王”的价值观，应提倡勤俭节约的消耗观念和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平等、博爱、自由不是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是人类共同本性的寻求。因而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武装我们的头脑，让人民本身管理本身，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的作用是建立协调社会的制度基础。

来源：人民网